千岁申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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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申港素有“延陵古邑”之称，春秋时期，申港地属季子的封地延陵。季子驾鹤西去后，葬在他生前选中的风水宝地申港，有孔子为季子墓亲书“十字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申港还素有“春申旧封”之称，说的是战国时期，楚相春申君黄歇被封江东郡后，组织军民在隶属其封地的申港地区开凿了一条北端入东海（大约在东汉年间，古长江入海口才东移至江阴鹅山附近，故江阴有“江尾海头”之称）、南端通芙蓉湖，并将芙蓉湖水导入东海的河道，后人将其称为“申浦”。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申港地区，虽有人类活动，但直到三国时期才有人聚居，佐证是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在今申港缪家村东建有芝宁庵，亦名东庵（1945年10月，该庵因在一场战事中遭到严重毁损后被拆除）。南朝·宋元嘉八年（431），侨置在海虞县（今常熟）北部的原南东海郡利城县西迁至利浦（今江阴璜土镇利城村一带）。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甑国的后裔，又从利浦迁居到滨江的今于门地区，以挖塘养鱼谋生，所以，北宋《江阴军旧经》称其为“甑人墟”，是甑人所居之处；《江阴军图经》又将“甑人墟”改名为“鱼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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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期是申港历史上第一个发展繁盛时期。

　　隋炀帝征用数百万民工开凿的京杭大运河，畅通了人流、物流。申浦处在大运河沿线节点上，有条件发展繁荣。

　　至初唐，长江三角洲不断向外推移，使江面由宽40多公里逐渐收窄到9公里左右，江滩不断向长江中心延伸，申浦入江口也随之不断向北推移。作为沟通长江与江南古运河的重要河道申浦，便成为江南古运河上的一个重要联结点和南北水上交通的一个要道。于是，大江南北的商人，看到了申浦蕴含着的无限商机，便络绎来到申浦两岸，行商坐市，经销米豆、蚕丝、家禽、鱼虾、木材、药材、杂货等，至中唐业已形成定期开放、设有固定店铺的商业市集。据《江阴军图经》记载，唐朝永泰元年（765），江阴县衙设立申浦市，成为全县唯一的乡村市集。据《唐书·百官志》载：“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管理市的机构叫务。市设酒务、茶务等，收取商税；设监务，维护市集秩序。自此起，“申浦”地名方始见于官府公文与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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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是申港历史上第二个发展繁盛时期。

　　北宋天圣元年（1023），江阴曹氏第六世孙曹碤由江阴后底泾（今江阴市内澄江福地处）迁居申浦经商，赚了钱后在鱼门村建造别业。由于北宋沿袭唐朝后期鼓励民户自由垦辟荒地，垦辟者只要将开垦的土地登录在国家的版籍上，按章缴纳赋税，便可拥有开垦的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政策，曹碤又招募外来人员筑圩造田，开发申港的东南部地区。为加强社会治安，他还从募民中挑选诚实的民工组成乡勇队。垦辟荒地，促进了申港地区的农业发展。

　　宋室南渡后，延续北宋各项政策。江阴县衙大力鼓励民户自由垦辟荒地。申浦的大商户们遂雇佣来自淮北逃难的难民、来自江淮讨生活的流民，开垦芙蓉湖滩涂荒地，开发申港的中、南部地区。在江阴县衙的大力推动下，申港地区开始种植小麦，改变过去一年一熟水稻的单熟制，形成一年稻麦两熟制；同时开始种植绿豆、赤豆、扁豆、芝麻及竹木、果蔬等。

　　南宋时，海外贸易发展迅速，朝廷因而很重视对长江水道的利用，进而促使长江港口建设有所发展。绍兴十六年（1146）二月，在江阴黄田港设立市舶司（相当于现今的海关），检验进出港口的船只和货物，加强收税。为了促使海外贸易发展，畅通水路交通，减少水灾，乾道二年（1166），负责漕运的朝臣姜诜知会江阴军知军徐蒇（chǎn），要求江阴军疏浚通江的申浦、利港两河。江阴军首先组织民工全线拓浚申浦，还在申浦的上游一个叫横石的地方，新开入江口，并将申浦更名为“申港”。

　　申港口的开通，极大促进了商业发展，镇市很快形成规模。南宋开禧年间（1205—1207），江阴县衙设立申港镇，成为江阴县仅有的4镇（其他3镇为利城、长寿、杨舍）之一，被列入地方官府行政建制中。市集上，佃户售卖的物品以大米居多，此外还有鱼虾、鸡鸭、辣椒、生姜等；市肆里售卖的物品有香烛、纸马、食用油、食盐、酱油、米面粉、药饵等。镇除了设立酒务、茶务、监务外，还新设1名监镇，以加强对镇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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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是申港历史上第三个发展繁盛的时期。

　　通观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申港主要姓氏续修的家谱记载，曹氏于北宋天圣元年由江阴迁居申浦经商，何氏于南宋末年，为避战乱，由浙江会稽卜居申港何巷里。元至正年间，柳氏为避寇乱，由苏州杨柳巷卜居申港戴君桥；元末，为避战乱，华氏由无锡东亭卜居申港田桥；元末明初，为思季子风范，殷氏由丹阳虞巷村迁居申港镇市。缪、张、陈、吴、徐、李、刘、黄、王、杨、马、夏、江、钱、宋、孙、吕、郑、符、郭、邢、尤、季、朱、俞、周、沈、肖、承、单、戚、汤、陆、邵、许、余等姓氏，都是于明清时期由外地卜居申港的，其中清朝时期卜居申港的居多。这些移民卜居申港后，开拓乡土，繁衍子孙，构成了如今的申港行政区域。

　　据江阴旧志记载，至三国东吴年间（220—280），长江江阴段淤涨出了马驮沙，并将长江分为南北两槽；之后马驮沙又不断淤涨扩大，至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马驮沙以北水槽全部淤塞，与北岸的泰兴、如皋相连，使长江江阴段由分汊型河槽改变为单一型河槽，江面由三四十公里缩窄为4公里左右，跟现代河槽接近。河槽的相对稳定，沿江的土质又以粘土为主，不易淤坍，这就为大规模开发江边荒地提供了可能性。

　　由于明清两代一直沿用自唐代以来的奖励民户自由垦荒土地政策，所以，卜居申港的移民，在明代主要开垦申港中、南部地区的荒地；在清朝，大户人家则雇佣来自江北、安徽等地的流民和苏州、松江等地逃避租税的逃民，主要开垦江边成片荒地，将高亢的旱地平整成水田，在低洼处挖塘养鱼。比如山东省青州府沂水县知县缪燧，因大盗杨岕逃脱而“被议别调”后于清康熙二十年（1681）回到缪家村，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补授浙江定海县知县的14年中，就雇佣流民和逃民在江边荒地上开垦出数百亩水稻田，然后再由这些流民和逃民租种。原住民户则开垦江边零散荒地。至清末民初，绝大部分江边荒地得到开垦开发。

　　在明代，商业相对发达，设有申港镇和于门市；清代，东西向的1公里多长的申港街道两旁，饭馆、酒馆、茶馆、客栈、中药铺、粮店、鱼摊头、肉墩头、南货店、剃头店、糕饼店等，鳞次栉比。若是集市，申港河内，商船衔尾，一字摆开；申港街上，商民辏集，货物丰繁。申港镇已然是江阴西乡和武进县东部地区的首镇和名镇。所以，在清代，有“西乡十镇看申港”之说。这里的“看”，有马首是瞻的意思，有号召力的意思，有榜样的意思。“西乡十镇看申港”，这是由申港的实力地位决定的：一是申港的商业比其他9镇发达，而且对周边地区有辐射力和带动力；二是缪氏、殷氏两大望族，不仅在江阴享有崇高社会地位，引领地方文明进步，而且朝里有名，名动江南；三是申港的军事要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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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民国后，军阀割据，战争频仍，申港由于远离战争中心区域，没遭受多大毁坏，却是发展迟滞。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特别是1934年12月，作为国防重大工程沪宁公路镇江至江阴段中的江阴至常州的公路建成通车后，再加上水路交通的方便、深厚的“信义”商业文化，使申港商业再次短暂繁盛，拥有商户、手工作坊、典当等200余家。

　　1937年12月1日江阴县城沦陷后，日军占据申港，8年间先后三次火烧申港老街，多次火烧农村民房，共烧毁600多间房屋。与此同时，汪伪南京政府搜刮民脂民膏，滥发大面额“中储券”，从而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再加上猛于虎的苛捐杂税，使本已兴盛的申港镇，百业俱衰，市井萧条，民不聊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申港曾有短时间的复苏，但终因国民党发动内战，致使社会动乱，经济衰退，市场萎缩，至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申港镇上仅有作坊、商家百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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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4月23日江阴解放后，申港获得了新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得到新的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申港抢抓机遇，改革开放，致力于发展经济，成为经济强镇。江苏申达集团公司、江阴建伟集团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市天邦涂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孚尔姆焊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中基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硅普搪瓷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兰药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先后成功上市。这在全国来讲也是罕有的。

　　根据申港是江阴临港新城核心区定位，申港着力建设苏南地区名副其实的“教育小镇”，建有江阴临港实验幼儿园、江阴市申港实验小学、江阴市申港中学、江苏省重点高中——江阴高级中学、国家“211”重点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形成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完整教育链，这在全国来讲，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今，围绕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两大时代主题，申港正在西部聚力推进千亿级远景智慧能源产业园建设，培育世界级“领军型”企业和“巨无霸”产业集群；正在东部依托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的科教人才优势和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平台优势，全力构建“创新港——科创园——创新企业”的科创平台体系，完善建设申港东部城市功能；正在南部实施美丽乡村示范带建设，突出自然生态保护和乡愁文化记忆；正在北部按照国家长江大保护要求，强化绿色港口建设，打造滨江景观，彰显生产、生态的融合之美。（王荣方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