挎箩里的童年

　　| 陶佑林 文 |

　　小时候，老家大队除了种棉产稻，还有统一的茶园、桑园，每年春后，到处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树结油、蚕吐丝、蜂酿蜜”是家乡的“三宝”。茶树籽产油高，是上等的好油。缫丝厂提供的蚕茧，是做丝绸面料的佳品。一丛丛油菜花把大地染成金黄，让小蜜蜂们揭开了幸福密码。

　　家乡属丘陵地区，山都不高，沙土地非常适合植被生长，茶树漫山遍野。大队兴办了茶厂，引进了生产线。产茶旺季时，五台揉茶机开足马力，与时间赛跑，供不应求时，大队领导便发动全体村民上山采茶。正常生产时，大人们都有自己的活，临时突击可以。细水长流，则多靠采茶工和我们一帮孩子。

　　尽管年龄小，干起活儿来，毫不逊色。一人一个挎箩，左肩右斜往臂膀上一挎，便意气风发地上山了。大家就用这挎箩挣工分，能多挣一分算一分。

　　有了我们这股常备力量，茶厂从采、收、烘、揉、晒，然后分拣、包装、出售，一切井然有序。

　　早期茶过后，桑树地里也迎来了一片生机。挎箩大军也随之转移阵地，向桑园进发。采桑叶需格外小心，叶蒂处会冒出一种白浆，很黏稠，沾在手上马上变黑，很难洗掉。

　　相对采茶，我们更愿意采桑。因为采桑能吃到桑葚。桑树都不高，男孩们都是属猴的，个个是攀爬高手，几丈高的树，蹭蹭几下就能蹿到顶上，甭说几米高的小桑树。

　　蚕正长时，桑叶需求量大。大队经常向学校求助，让学生利用劳动课采桑。此时，不是每棵树上都有桑葚，即便有也是青头白，能酸掉你的牙。只有大树顶端，才有那么几粒，个大饱满，乌黑乌黑的，很是馋人。

　　每次摘桑葚，柳四叔这一关难闯。他是看园主，可不是个善茬儿。他家条件好，书读得深，满腹经纶、能说会道。可惜身体有残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个跛子。

　　腿脚不好，但脑子不笨，算盘顶在头上打，小数点后五位都不会错一个子儿，是村上有名的管账先生。柳四叔不仅找到媳妇，还艳福不浅，娶了个大美女。听村上人说，柳四娘年轻时是个名角儿，尽管裹了细脚，但她人高马大，大脸盘、高鼻梁，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不知撩倒了多少俊后生，可偏偏被这个腿脚不便的柳四叔捡了漏，还给他生育了两个漂亮的千金。这个柳四叔可是个有心计的人。据说他相亲时，家里为他借了匹高头大马。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竟没让女方家人看出任何破绽。旧式相亲，一眼定姻缘。直到柳四娘被八抬大轿迎进柳家，才知真相。可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悔之晚矣。

　　按说知识分子，又是有家室之人，应该对孩子有怜悯之心，可柳四叔对我们不太友好。他一看到我们在桑园门口转悠，知道没好事，不是轰赶，就是拿棍子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们的“恶作剧”立即上演，还专拿他“痛脚”捏：东施效颦，学他走路。于是，一个 “老跛子”后面跟着一群“娃跛子”的画面，把柳四叔气得半死。怒发冲冠的柳四叔追着我们打，但“跑相”更是滑稽，追又追不上，打又打不着，累得他气喘吁吁站在那里，咬牙切齿。

　　柳四叔的严防死守，一段时间确实让我们一无所获。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乘他午休时，我们悄悄潜入桑园，一棵一棵地猛摘，都是摘大的紫的，先填饱肚子，再装满口袋。那吃得真是痛快，嘴唇像化了浓妆，连口袋也染了色。等他醒来，大家满载而归，向他做个鬼脸，一哄而散。他又只好在那里用棍子猛敲地、生闷气。

　　嘴巴是过足瘾了，但大口红却暴露了一切。就像老师检验我们中午是不是偷偷到塘里游泳，用长指甲往肩膀上一刮，一道道白印子，揭露了你的谎言，让你无话可说。

　　除了采茶、摘桑，挎箩里还有红菱、莲蓬、花生、红薯、渔获……

　　支一个大脚盆，晃晃悠悠地就划到了水中央，采一大堆青的紫的菱角，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那是一种惬意。

　　全身光溜溜的，一个猛子扎到水底，摸上一条不大不小的鱼，那是一种幸福。

　　身手敏捷，像个窜天猴，爬到树顶掏下几枚鸟蛋，扛个小锄头到地里刨一刨遗漏的花生、红薯……那是一种开心。

　　挎箩里还有许多许多……有一年冬天，天下大雪，天寒地冻，这时的鱼儿最爱集聚在贴泥的水深处，是拖泥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决定用拖泥网露一手。我照例背着挎箩负责收捡渔获。渐渐地挎箩越来越沉，直到我背不动了。那天，除了满满一挎箩渔获，父亲手里还拎着一条大鲤鱼。

　　幸福其实很简单，都装在这挎箩里，它让我成长、历练、知足、收获。这就是童年，令人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