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书院今昔谈

　　｜ 张建鸿 文｜

　　书院无疑是无锡人文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直至今天，人们不仅在市中心能遇到闻名的东林书院，还能在江阴找见有影响的南菁书院（光绪八年由江苏学政黄体芳创办，取朱熹“南方之学，得其菁华”意）和暨阳书院（前身为1341年元代所建澄江书院）的历史遗存。在宜兴历史上也能查到十所以上书院，最出名的是东坡书院，这里至今能见苏轼遗踪并以传承“东坡文化”为荣。这些书院的存在时间，长则千年短则数百年，都曾对地方文化教育发挥过重要作用。保护和弘扬书院精神，是无锡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

　　古代中国历来存在着官学和私学。县学、府学以及太学等都属官学，私人或家族为让子孙受教育所办的书塾，也称“书屋”“私塾”或“学堂”。书院的出现，是在唐玄宗时期，但最早的书院还不承担教育任务，是官府用以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约从晚唐五代始，真正以读书治学、聚众讲授的书院出现了，至宋代发展成为书院制教育体制。

　　古代的儒学自秦汉以下开始衰落，至宋代理学渐兴才算扭转局面。其时不同流派的儒学者利用书院讲坛传播学识和宣传主张，书院的增多使读书人有了选择性。从现有资料来看，无锡地区记录最早的和资料最丰的书院，当属东林书院，由杨时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所创办。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是理学家程颢、程颐的学生，曾留下过“程门立雪”佳话。他学毕后决定回南方传布理学，“二程”为此而高兴，并说“吾道南矣”。杨时选择文化厚重学风正浓的无锡创立书院并主讲十八年，当年这里，面朝盈盈清流，背有丛林环秀，草木蔓发，春山可望，颇像庐山东林寺，于是他将讲舍命名为东林书院（人们称龟山书院），书院南侧的“道南祠”是后人为纪念杨时而建的。

　　东林书院东侧现在恢复了一片水面，其实这是无锡历史上的内城河遗迹，河边有一古朴的石码头，四百多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1550—1612）退出官场回到家乡，他就从这个码头下船步入东林书院。其弟顾允成及同乡高攀龙皆为科举进士，都因失去仕途乃共商兴学，他们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扩大了东林书院原有规模。主持书院的顾宪成从现实出发，研究了当时的各种学术流派，他觉得沉溺于功名的科举制会误国，又认为空谈心性会使传统儒学遭荒废。他不赞同“心外无物”“心即理也”等心性之学观点，觉得过分强调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以达到良知的观点带有玄虚色彩，这和经世致用的观念相矛盾。他主张以外在的天理为规范，做任何学问须为社会和民生所用，于是决定把研究儒家经学作为办学核心，他想通过兴学途径，来建立稳定的精神秩序。他还和同事制定《东林会约》以清晰办学宗旨，并在讲学之余，讽喻朝政，裁量人物，营造舆论氛围，故有“南国杏林”之誉，但也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

　　明朝统治者比较忌恨这类敢于发表政见和揭露腐败的书院，明世宗朱厚熜、首辅张居正等都曾毁过书院。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要毁尽天下书院，并选择东林书院首先下手务求彻底。阉党奉召公布了309名东林党名单，在朝在野的东林党人如杨涟、左光斗等许多正直刚硬不畏强权的狷介之士都遭到残害，其时主持书院的高攀龙(1562—1626)迫于形势最终投水自尽。这令世人震颤的冤狱在崇祯年间终得平反，东林书院也重新恢复。

　　东林书院提倡“读书、讲学、爱国”的务实精神，强调“为学”与“做人”的统一，这些主张在当年曾引起全国学界的响应，东林书院成为当时全国议论政事的舆论中心，有“言书院者首东林”之赞。人们最难忘顾宪成所撰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一被称为“天下第一联”的名言叠字连用，铿锵有声，充溢着家国情怀，一直以来发挥着激励士子和教化民众的作用，至今读来仍令人精神振作。

　　东林书院虽历尽磨难却仍被无锡人保护至今，特别是经过1981年和2002年的修复后，东林书院很好地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风貌，泮池、石牌坊、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心鉴斋及廊道池沼都修旧如旧，历代名人所作的题匾和楹联随处可见，人文底蕴极为厚重。

　　二

　　人们至今还能在毗邻惠山寄畅园处找见二泉书院。建此书院的邵宝（1460—1527）是李东阳的门人，明成化二十年进士，曾任南京礼部尚书。这位无锡人任江西提学副使时，曾主持修缮白鹿洞书院，他总督漕运事务时以“千金不受”的清廉作风著称。邵宝于嘉靖年间退隐，正德五年（1510年）建私人书院招收弟子研学，初名尚德书院，重建时定名二泉书院。邵宝还在此点评《易经》并作《点易台铭》，今书院所存“点易台”四方碑是历史实物。“若要石门开，要等邵宝来”的民谚，说的是他寻访考证惠山历史遗迹，并校订重刻《慧山记》的事迹。邵宝始终以自己高洁的品质为示范，所提出的“道德至上，功名次之”观念，曾引领一时风尚。

　　地处阳山镇的狮子山与牛头山之间，还有保存完整的安阳书院，这是由著名雕塑艺术家钱绍武的先祖钱勖于清同治三年募捐兴建的。1939年中共地下党到这里宣传抗日主张，动员书院学生及当地青年人参加革命，1942年新四军战士吴去勤在反清乡斗争中负伤来安阳书院养伤，他以读书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并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

　　在梅园的豁然洞景点处，曾出现过一所书院式的“经畬堂”读书处，由民族工商家荣德生先生所办，他是新学的积极兴办者，但日占时期无锡教育极不正常，这促使他利用经畬堂进行传统与新学兼容的精英教育尝试，1948年他总结道：“豁然洞人才大多精研学理，品德优良，从事社会事业或自办企业颇不乏崭露头角者，虽非纯粹技术，亦能有裨实用。”

　　还有荡口镇上的果育学堂也比较知名，此学堂是由当地儒商华鸿模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后改名为“华氏私立鸿模学校”。国学大师钱穆十岁时到果育学堂接受教育，这里还留下了钱伟长、顾毓琇等名人的痕迹。

　　人们在惠山古镇上河塘所见到的紫阳书院，其实是邑人用以纪念朱熹的地方。

　　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各级政府所办的学宫是培养科举人才的主阵地，无锡县学出现过“一科九进士”和“三科六解元”的出色成果。然而细说无锡历史上的五位科举状元时却发现，除孙继皋之外，蒋重珍、邹忠倚、王云锦和顾皋等四位状元都是从蒋子书院走出来的。

　　蒋子书院地处锡南的雪浪山，无锡的第一位状元蒋重珍（字良贵，号一梅，宋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名），拜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为师。其读书处谭云阁，因他的成名而改名蒋子阁，现在还留有康有为所题的“蒋子阁”匾和清代两江总督何桂秋所题的“蒋子读书处”额。这里北靠蠡湖南临太湖，特别适合静心读书，书生们借助幽静的环境激发思想成就人生。至今这里还能见八百年的古茶树和蒋龙石、八德龙潭及历代文人题咏雪浪山的诗文碑刻。蒋介石夫妇曾游览雪浪山，并在此寻访蒋子阁，追念同宗。

　　书院多为著名学者创建或主持，既为学者提供讲坛，又为求学者创造聆听和请教大师的机会，但求学者的学业成长主要靠自觉性和感悟力。如遇疑难则需把问题归类以等待或探访博学鸿儒进行解疑。再以蒋子书院为例，这里原本是雪浪庵中的一个清静的读书场所，不像东林书院那种颇具规模制度完备的组织，充其量只算是小型书院。当年蒋重珍在读书中遇到困难时，得跑到许舍去请教尤袤，但正是这样的教育环境，才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书生们做学问的自觉能动性。

　　四

　　书院制的办学形式，后来在唐文治先生所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得到了具体应用。受人尊敬的唐先生既是科举进士又是现代大学校长，并出国考察过先进教育制度，但是，他觉得文科治学必须回归传统，他认为《论语》等重要典籍是两千多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也是治学的起点。因而读经是无锡国专课程的重点，通过读原著、元典然后再研学由此衍生的其它典籍，这样非常有利于学生提高学识。

　　无锡国专每周仅安排四小时集中授课，其余时间充满了读书和探究活动。让学员参与文献整理工作，重视写作实践活动，是无锡国专历练学生的两项利器，每学期的国文大会考是全校的教学大事。该校办学32年共收录三千余学生，但是由于抗战期间的迁徙流动等多种原因，最后获毕业的仅一千七百余人，这其中的许多毕业生后来都成为大师级人才并在中国文史哲领域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人认为时代在不断进步，在现代教育背景下，无锡国专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无锡有一位被中国学界尊为“一代宗师”的史学家、教育家钱穆先生，却在其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再次实践了这一教育体制，由新亚书院发展而成的香港中文大学有“书院联邦制大学”之称。

　　我们还发现，近年来国内有些大学也在积极进行“现代书院制”教育形式的实践活动，这些名校正以开展个性化教育和管理来回应新时代新学情和新特点。由此可见，书院制的办学形式至今仍具生命力，并成为现代教育值得借鉴的历史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