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灵魂永存的油画大师

　　｜邓君曙 文｜

　　宜兴是著名的书画艺术之乡。徐悲鸿、吴冠中、钱松嵒、尹瘦石等名家早为大家所耳熟能详，而提起宜兴的吴大羽，也许知道的人并不多。

　　上世纪80年代，宜兴报社美编徐如昇和记者盛畔松曾受报社领导委托，专程赴上海探望这位宜兴乡贤，在延安中路一处逼仄的小楼内，见到了生病卧床的瘦弱老人，身旁照料的是他的老夫人寿懿琳。这位老人便是我国杰出的油画大师、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吴大羽。2023年是大师120周年诞辰纪念，回首往事，让人无限感慨！

　　出生宜兴，留学法国

　　1903年12月5日吴大羽出生于宜城茶局巷，传统的书香门第，为宜城望族济美堂吴氏一脉。祖父吴梅溪曾是县里的私塾先生，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是其学生。当时，宜兴还没有新式学校，充当吴大羽启蒙老师角色的是他大哥吴子政，系晚清秀才。在大哥的严格要求下，吴大羽在古典文学与书法方面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童子功基础。

　　家庭传统文化和江南山水自然之美，孕育了吴大羽的艺术天性。1918年，15岁的他被家人送往上海，随沪上著名舞台布景画家、上海图画美术院校长张聿光学习中、西绘画基础，并初步涉猎西洋画技。1920年，经同乡介绍进《申报》馆当了一名美术编辑，当时他曾以笔名“吴待”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文和画作。1922年，他辞去《申报》美编的工作，远涉重洋去了法国，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师从鲁热教授进修油画。不久又转入享誉世界的罗丹大弟子、雕塑大师布尔德尔工作室学习雕塑。使其艺术眼界从一开始就高于同辈留学生。在差不多同期赴法留学的学生中，被大众广为熟知的有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

　　当时的欧洲，新文艺思想蓬勃发展，各种画派风格纷呈，巴黎画坛空前活跃。1924年春，吴大羽和林文铮、林风眠、李金发等组织了霍普斯画会，并在同年举办画展。画展中，吴大羽的作品获得了同行们和异国评论家的好评。此时的吴大羽爱上了现代派丰富多变的色彩，反思了文艺复兴以来古典学院派墨守陈规的弊端，并借用西方现代思维方式结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探求和感悟东方的艺术表现语言。他认为，“如果说绘画中色与形的解放在西方的话，则心与神的归宿一定在东方”。吴大羽在巴黎足足逗留了5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绘画理论体系。

　　1927年春，吴大羽从法国归来，先在上海新华艺专任教授，不久应蔡元培之邀和林风眠一起赴杭创立国立杭州艺专（今浙江中国美院前身），筹划成立了西画系，吴大羽任系主任，主导绘画和教育。

　　杭州艺专十年

　　从1928—1937年的10年，是吴大羽创作和教育的黄金时期。当时他30岁上下，精力旺盛，创作了许多巨幅的、具象的、色彩强烈的、大笔触的油画作品，如1928年的《窗前裸妇》、1932年以他女儿为原型的《女孩》、1934年的《汲水》（又名《井》）、1935年的《岳飞》、1936年的《演讲图》等。

　　这一期间，在吴大羽艺术思想的培育和灌溉下，杭州艺专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董希文（新中国成立后创作出了著名的革命历史油画《开国大典》）、王式廓（油画《井冈山会师》、大型素描《血衣》的作者）、赵无极（华裔法籍画家）、吴冠中、朱德群（华裔法籍画家）、丁天缺（宜兴人，当过吴大羽的助教，一生坎坷，2013年病逝）、闵希文（1941年艺专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53年到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任教）等等，虽然他们在美术史上各有千秋，人生道路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吴大羽的学生。

　　在吴冠中眼里，吴大羽就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是“学生心目中最崇高的导师”。吴冠中更在另一篇怀念恩师的文章中提到人们不知道吴大羽，是“国有颜回人不识，国之耻”。朱德群在《忆吴大羽先生》一文中，深情写道：“每当与朋友或同学提到吴大羽先生名字的时候，我心中即产生无限的兴奋和激动，几不能自持，感恩之心油然而生……我万分幸运的是我在艺专遇到了几位非常好的老师，大羽老师则是我最尊敬的一位，也是我受益最多的老师……”

　　抗战期间，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两校合并，先西迁昆明。学生们多次到大羽老师寓所，希望他能留校任教，他也同意回校，并表示大家不用怕条件艰苦，他愿意将衣服都卖掉来教学，但时任校长的滕固，表面上同意，就是迟迟不发聘书。

　　艺专迁重庆沙坪坝后，滕固病逝，新任校长吕凤子应学生们的再次请求，决定聘请远在上海的吴大羽赴四川任教，吴冠中、朱德群和闵希文也不断和老师联络通信。吴大羽感于青年学子的嗷嗷待哺之情，决定赴川，但因交通阻隔等困难，又未成行。在和吴冠中等往来的信札中，吴大羽仍念念不忘谈论艺术，鼓励他们奋力从艺。吴冠中回忆说：“这些信札后来一直被他奉为圣经似的随身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抗战胜利后，直到艺专迁回杭州，吴大羽才重执教鞭。他因身体欠佳，同时也讨厌校内复杂的人事纠葛，便长住上海，每学期只有课到校。每次回来授课一讲就是3个小时，讲艺术，讲历史，讲哲学，讲远古洪荒、希腊盛唐，旁征博引，雄辩而精辟，使学生们觉得“混沌里顿出光明”。

　　被“边缘化”

　　1947年，吴大羽创作了《船夫曲》，1948年还创作了《回乡》，内容都是取自旅途中的见闻和对儿时故乡的怀念。画面展现了线的动感、色彩的装饰味，形象稍稍夸张。

　　新中国成立后，吴大羽满腔热情，希望有所作为，奉献自己的才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边缘化”了。吴大羽被当作“新派画”的干将，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压，于1950年戴着“形式主义祖师爷”的帽子被迫辞去公职，蛰居上海。从此，吴大羽几乎被主流美术界完全遗忘。

　　后来，水中天先生在《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深刻指出：“无论是对林风眠、对于吴大羽、对于林文铮，或者方干民的不幸，都不能只归罪于极‘左’的政治路线。这里存在着一些深刻和严酷的有关人性共同的弱点问题。当然不是指几位艺术家的人性弱点，而是这几位艺术家同时代的人，首先是与他们同时代的美术界的人们的人性弱点问题。只要想想当年的各种运动和各种会议，想想当年的报纸和《美术》杂志……我们就应该冷静和严肃反思，人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究竟助长了什么和压制了什么。”（赵力、余丁编著：《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P1099）水先生的这段话有些拗口，实际上揭示了当时囯立艺院教师队伍中复杂的人事关系，像林风眠、吴大羽等风气刚正的一派，受到阿谀奉迎、只想争权夺利甚至不学无术的另一派的压制、妒忌。两者不相为谋，而吴大羽具有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典型的性格——敏感、正直、率真与孤傲，这种性格也造成了他在运动来临时的命运往往带着悲剧性色彩，令人不得不为其感叹和惋惜！

　　上世纪60年代，尽管吴大羽在上海美专和上海雕塑院谋到了工作，但也只是挂个名而己。他已习惯于躲进自己的小楼里，在心灵上与艺术进行对话。他曾对来访的学生闵希文说：“画需要的是领悟，不是画笔上的技巧，不要去画物的外形，需要的是超脱。”又说：“人类的艺术是相通的，用不着分中西，艺术是一种语言，只有时代之别，没有地区之分。”吴大羽即使在如此困境中，仍执著着艺术理想的追求，希望自己的画能跟上时代的步伐。1956年他作了《红花》，1962年作了《菜农》和《向日葵》等。

　　空漠中的辉煌

　　粉碎“四人帮”之后，吴大羽出任上海画院副院长、上海中国画院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系顾问等职。这些迟到的桂冠对于他，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此时吴大羽已是70古稀老人，他看重的是艺术春天的到来。从1978—1988年的最后10年中，他不顾疾病折磨，创作出了《公园的早晨》《滂沱》《芬芳》《瓶花》《婆娑》《色草》等一批变体画作。其中《色草》在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引起画界轰动，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他所有的画作上全无签名，也无日期，更多的是无题。他的生命早已和这些作品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1988年元旦，一代宗师吴大羽与世长辞。上海文艺界和吴大羽的学生、亲属几十人在龙华殡仪馆参加了追悼会。悼词先由吴大羽的学生丁天缺、芮光庭分别提供了草稿，后由上海美协负责人沈柔坚主持修订。那次追悼会上出现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振元，大家才知道他和吴大羽家是亲戚关系，但在此之前除了亲属无人知晓。吴冠中在追悼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道出了实情，他是从师母那里知道的。师母说：“是先生之前曾一再叮嘱不要外传，以免影响领导工作。”其实吴冠中知道先生家的住房政策一直没有落实，自己患病需要更多的关心，但他从不吭一声。

　　生前，吴大羽自称是“长耘于空漠”的孤独者。他一生走的是创发新生的艺术之路，更是我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开拓者。改革开放后，他终于见到了空漠中的辉煌。

　　1996年我国台湾举办“吴大羽师生作品展”，并出版吴大羽个人专集，以此拉开了吴大羽重新被发现的序幕。同年夏，台北大未来画廊与中国油画学会在北京国际艺苑联合举办“吴大羽先生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对吴大羽艺术价值的肯定与宣传。同年，《中国油画》刊发包括封面在内的吴大羽油画共计12张，并刊登吴冠中的纪念文章《吴大羽——被遗忘、被发现的星》，这是国内在公开学术刊物又正式重新宣传吴大羽及其艺术。

　　吴大羽是与徐悲鸿齐名的一代宗师、艺术大家，是宜兴的骄傲和荣耀。宜兴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建议，宜兴传承弘扬吴大羽先生不朽精神的最重要大事，即建立“吴大羽艺术馆”。建议在丁蜀镇文化中心或青龙山公园或黄龙山公园内增设先生艺术馆。届时全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将脱颖而出：即，东，周铁镇——尹瘦石艺术馆；南，丁蜀镇——吴大羽艺术馆；西，杨巷镇——钱松嵒艺术馆；北，和桥镇——吴冠中故居（增设展陈功能）；中，屺亭街道——悲鸿文化故里。一代宗师、艺术大家艺术馆齐聚故乡，对助推全域文旅、打造区域性国际化中心城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