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与高子水居

　最近，无锡市滨湖区档案史志馆在参与编纂《滨湖文库》时，将1921年由钱基博先生选纂的《高子水居精华录》三卷收录其中，集子中一篇清末外交家薛福成所著《修复高子水居记》显得格外突出。

　　高子水居，位于无锡市东蠡湖北岸，是明代东林学派领袖之一高攀龙隐居读书的地方。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高攀龙因上疏弹劾首辅王锡爵等人，被贬谪为广东揭阳典史。来年二月，他以事假归家，不久遭遇亲人病故，于是不再出仕，数年后与好友顾宪成复建东林书院，并讲学其中。“水居”就是高攀龙辞官归隐家乡后，在蠡湖畔建造的读书之所。当时，高攀龙将其题名为“可楼”，关于此名出处，明东林“八君子”之一叶茂才在《高攀龙先生行状》中说：“迨四丧毕，遂筑室湖滨，为终老计。名其楼曰‘可楼’，言无所不可也。”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崔呈秀假借浙江税监李实之名上奏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颠倒黑白的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不堪屈辱的高攀龙投水自尽，其读书处亦随之被毁，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直到清朝光绪年间，在当地人许静山、裘保良的倡议下才得以修复。之后，他俩致信好友、时任清政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薛福成，请他著文以记，勒之金石，传诸后世。

　　薛福成在收到家乡故旧的函请后，欣然援笔而就，写下《修复高子水居记》。他在记中说，古往今来的鸿达魁硕，是要在旷远几千里、前后上百年才得一见的。哲人既然出现，也自然流逝，这样他的流风也就逐渐式微了。后来，一两个有志重光先哲遗绪的贤达只能溯其旧迹来追思先哲言行了。我的家乡好友告诉我，昔时高子（攀龙）建水居于五里湖畔，以水为城垣，豁然通四方，高攀龙说其居住的四面环水的小洲有二十多步宽，其外有堤坝，堤坝外又为湖山。看到这里，此地的形与势自是清楚明白的了。高攀龙先生生前的学问是直达孔孟之境的，孔孟的学问本是主张敬畏而开始于安静其心的。孔子和颜回居处何地都能不受环境影响，保持他们的快乐心境，这没有“静”是不能寻得的。而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不直接表现出来的气象，也是没有“静”不能涵养出来的。水动是其体动，在水动的过程中也有“静”的机缘存于其间。高攀龙先生晚年学问闳邃，“诸所阐述，亦皆完粹无疵”，故能集东林学派之大成，他的学说接通理学大家罗钦顺、薛敬轩，并上接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之绪论。所有这些，都是源于高攀龙先生把他心境的根基培植于静与敬之中。

　　接着，薛福成在文中把许静山、裘保良等人修复水居前后之事进行了描述，又说他自己一直在海外公干，担负着朝廷烦冗的使臣工作，始终没有得到更换。此时回想故乡无锡湖山之胜、友朋之乐，恍若犹如在天上。他说，自己不久后即将回到故乡，倘若能和二三个朋友泛舟五里湖上，登“可楼”倚槛看水，迎山而笑，“吟风弄月，俯仰烟霞”，自然而然会忘却公务奔波的疲劳；或是在此“讽览遗书，讥谪奸谀，凭吊兴亡”，通过对仁贤精微学说的学习领悟，浸润身心，这才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呀。现下自己身处万里之外，因此更加悠然神往。

　　以高攀龙、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学派读书人“重气节，尚名检，分黑白，明是非，肯做忤时抗俗事。不畏祸，不怕损名，不肯混同一色，不愿为乡愿”，结果虽然被阉宦之徒群相弹射，但东林党人满腔热血尽撒于知行合一的儒生本色。顾宪成岳岳之概，高攀龙从容就义，黄尊素慷慨赴难，吴钟峦举火而卒，华允成、陈龙正绝粒而死，真可谓真钢百炼，舍生取义。薛福成著文以记东林学派领袖高攀龙进学之所，详述其生前行谊，实可说是“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陈永跃）